内容介绍
近日看了一部囧片，《一代大儒孙诒让》。言其囧，是因为实在想不出别的形容词。就拍摄技术及表现方式来说，此片四平八稳、一无可说；就片子的内容而言，则主流话语、亦有张冠李戴，刻画的孙诒让几乎没有任何有别于其他学者的个性；就立意而言，一言以蔽之，该片是温州人投资、温州人编剧、以乡贤试图重塑温州人形象的半拉子宣传片。所以，一个对孙诒让的学术稍有了解的读书人，是没有任何必要来看这部电影的，除非好奇。但是我又不想说这是一部烂片，因为该片的背后，是温州人一种严肃的对文雅的追求，我们可以批评电影拍的不够好，但是从中看出的是一种通过追慕乡贤从而走向文雅、走向一个以文化维系的地方共同体的努力，从而一定程度上突破定于一尊、体制森严的文化乃至政治格局。
把那些一般人不太了解或者本无什么传奇故事可讲的人物拍成电影，在改革开放后的国朝已经不多见了。从早在国朝定鼎初期时拍的《李时珍》（1956、赵丹主演）到八十年代拍的《张衡》（1983）、《李冰》（1983）等，刨去中间那十年，这类人物传记片可谓一脉相承，简言之，都是通过对某个历史人物（中小学历史课本必然出现）的叙述来重述国朝的政治话语。所以，这类电影中的主角也往往千篇一律，他们都是人格高尚、态度严谨、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的古代人（现代人）。他们也大多有对君主从忠诚到醒悟的心路历程，大多有对劳动人民的热爱等等。此为国朝国货。
但这与费穆当年拍《孔夫子》（1940），以及后来香港也拍《屈原》（1977）迥异，这些传记片有其特殊历史背景，此处不谈。总之，从改革开放以来，缺少资金同时也缺少商业价值更缺少某种历史机缘的这类人物传记片在大陆一下子销声匿迹了。八九十年代有过一批对英雄模范进行拍摄的电影如《蒋筑英》《焦裕禄》等，质量不算低，可以看做这类传记片的回光返照。而在当代的银幕上，我们几乎看不到这样的电影了，偶尔有些献礼片如《徐洪刚》《孔繁森》之类，尽管个别的质量也不算太低，但时过境迁，且拍摄技巧与叙事方式陈旧不堪，只有行政力量动员才有人观看了。
所以，这样的一种格局下，竟然出现了一部《一代大儒孙诒让》，不能不令人感到囧囧有神，不由得追究其何以出现哉？从剧情来看，基本的史实并无大错，孙诒让的确著了《周礼正义》，的确一辈子没考上进士，的确是个官二代，的确晚年奔走于地方事务。但是，电影从这些基本情节引申出的意义是非常值得玩味的：电影从他没考上进士，引申出他是反抗科举的斗士，甚至清末废科举也有他一大功劳；电影用孙诒让之口说《周礼正义》是为改革政治制度而作，乍听很诧异，还以为编剧竟有这般见识，看到最后才明白编剧的用意是说像孙诒让这样的温州人是“经世致用”的；电影把他和张之洞、父亲之间的关系引申出孙诒让是既不靠朝廷也不靠祖宗，完全自力更生的贤人。总之，这部电影只是一个地方话语的自我说法，并无深刻学术内涵。
但是，电影虽拍的平庸，但不乏严肃的努力。这些情节最终都为了塑造温州人的整体形象：有理想但不迂腐，靠自己不靠祖宗朝廷，爱传统但不泥古不化。温州人很有钱，但曾经很贫困，贫困倒是可以改变，但论起文化，江浙一代文脉兴盛，温州根本排不上。于是，这部电影成为了温州人的一个仪式：通过对乡贤的追慕，通过对孙诒让的树碑立传，从而让自己成为有文化传统可遵循的文雅的继承人。尽管从编剧到导演对孙诒让到底做了什么压根不知道，但他们也不需要知道，他们只知道这是一位本地的大儒就够了，这一点足以令不少人在自己的地域血统上添上一笔基于文化的自豪感，而不仅仅是所谓的“温州模式”等。
简言之，“仓廪实而知礼节”也；“富之教之”也。
这就令本片呈现出不同于上文提到的一些传记片的特点，既不是给政治背书，也不需要商业上的成功。目的仅仅是附庸风雅。但附庸风雅在我的词典里永远是一个褒义词，一个人、一个共同体如果不附庸风雅，难道只有“咸于革命”或“先富起来”才行吗？
其实，追慕乡贤在中国到处都是，年轻时的我曾以为这是中国人可笑的自高自大，现在则认为，逝去的乡贤是一个地方共同体自有传统的体现，以一种精神性的力量凝聚着一个地区的传统、风俗、气质。我们常常有人呼吁地方自治，但地方自治的生长源头又在哪里？地方自治如何与大一统的历史传统以及政治现实不相龃龉？这部电影倒是透露出一个答案：
首先，地方自治不可能只是基于政治体制就能完成的，其生长点是文化，而对乡贤的追慕，也就是从文化上来区分不同地方的人。地域共同体也是想象的共同体，而产生这种区别的，既不是阶级，也不是贫富，更不是传说中的性格，归根到底还是地方共同体的传统，而这一传统就体现在对乡贤的追慕上（城邦的神灵）。所以，追慕乡贤就意味着用文化来保存小到一个村落，大到一个省的独特性，不至于让从个人到城市都在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变得趋同、庸俗、功利主义。
第二，更重要的，则是只有走向文雅，才会避免狭隘的地域歧视，解决地方自治与大一统的历史传统与政治现实紧绷的弦。一个贤人必然同时属于他出生的乡镇和他所在的省。追慕贤人的目的是彰显继承者的身份，但这种身份不是不变的。中国近代化以来，旧有的家国体制已经瓦解，中间又有过猛烈的传统批判运动，但直到今天，我们走在华夏的土地上，到处都能听到看到对乡贤的追慕。乡镇的人在县城里聚会，会攀比一下各自乡镇的贤人；县城的人到了省会，会攀比一下各自县市的贤人；而不同省的人遇见，则攀比的范围扩大到省。我们对自己身份的定位也就在这种不同格局的置换中时刻变动，以我为例，同属潍坊地区，当高密的朋友说他们有郑玄，我会说我们有王筠（底气略显不足？），而在济南时，我会大言不惭的把郑玄当做自己乡贤。在北京，我只会对别人说自己是山东人，山东好汉武二郎嘛。而把这一格局放大到国际，则是儒家之于中国，孔子则为乡贤。所以，这种地方共同体身份是变动的，同时又处在同样的大传统之中，又是以文雅而非武力或相互鄙视的方式实现的。
是故，《一代大儒孙诒让》实在是一部平庸之作，但却透露出一个以精明算计为标签的地方共同体以追慕乡贤的方式走向文雅、重塑传统、力图更加形象鲜明的凝聚本地区个性的努力。虽为囧片，可谓有神矣。
Ps：走向文雅这个词，是借自甘阳的一次演讲。讲的什么都忘了，那是去年夏天，我在寝室熬夜看片，听到隔壁十三哥寝室抑扬顿挫，就溜过去找酒喝。和他看了一会儿那个演讲，貌似是凤凰网的。别的没记住，文雅这个词记住了，因为这个词真挺文雅的，哈哈。谨以此影评想念一下好酒没见的十三哥。
把那些一般人不太了解或者本无什么传奇故事可讲的人物拍成电影，在改革开放后的国朝已经不多见了。从早在国朝定鼎初期时拍的《李时珍》（1956、赵丹主演）到八十年代拍的《张衡》（1983）、《李冰》（1983）等，刨去中间那十年，这类人物传记片可谓一脉相承，简言之，都是通过对某个历史人物（中小学历史课本必然出现）的叙述来重述国朝的政治话语。所以，这类电影中的主角也往往千篇一律，他们都是人格高尚、态度严谨、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的古代人（现代人）。他们也大多有对君主从忠诚到醒悟的心路历程，大多有对劳动人民的热爱等等。此为国朝国货。
但这与费穆当年拍《孔夫子》（1940），以及后来香港也拍《屈原》（1977）迥异，这些传记片有其特殊历史背景，此处不谈。总之，从改革开放以来，缺少资金同时也缺少商业价值更缺少某种历史机缘的这类人物传记片在大陆一下子销声匿迹了。八九十年代有过一批对英雄模范进行拍摄的电影如《蒋筑英》《焦裕禄》等，质量不算低，可以看做这类传记片的回光返照。而在当代的银幕上，我们几乎看不到这样的电影了，偶尔有些献礼片如《徐洪刚》《孔繁森》之类，尽管个别的质量也不算太低，但时过境迁，且拍摄技巧与叙事方式陈旧不堪，只有行政力量动员才有人观看了。
所以，这样的一种格局下，竟然出现了一部《一代大儒孙诒让》，不能不令人感到囧囧有神，不由得追究其何以出现哉？从剧情来看，基本的史实并无大错，孙诒让的确著了《周礼正义》，的确一辈子没考上进士，的确是个官二代，的确晚年奔走于地方事务。但是，电影从这些基本情节引申出的意义是非常值得玩味的：电影从他没考上进士，引申出他是反抗科举的斗士，甚至清末废科举也有他一大功劳；电影用孙诒让之口说《周礼正义》是为改革政治制度而作，乍听很诧异，还以为编剧竟有这般见识，看到最后才明白编剧的用意是说像孙诒让这样的温州人是“经世致用”的；电影把他和张之洞、父亲之间的关系引申出孙诒让是既不靠朝廷也不靠祖宗，完全自力更生的贤人。总之，这部电影只是一个地方话语的自我说法，并无深刻学术内涵。
但是，电影虽拍的平庸，但不乏严肃的努力。这些情节最终都为了塑造温州人的整体形象：有理想但不迂腐，靠自己不靠祖宗朝廷，爱传统但不泥古不化。温州人很有钱，但曾经很贫困，贫困倒是可以改变，但论起文化，江浙一代文脉兴盛，温州根本排不上。于是，这部电影成为了温州人的一个仪式：通过对乡贤的追慕，通过对孙诒让的树碑立传，从而让自己成为有文化传统可遵循的文雅的继承人。尽管从编剧到导演对孙诒让到底做了什么压根不知道，但他们也不需要知道，他们只知道这是一位本地的大儒就够了，这一点足以令不少人在自己的地域血统上添上一笔基于文化的自豪感，而不仅仅是所谓的“温州模式”等。
简言之，“仓廪实而知礼节”也；“富之教之”也。
这就令本片呈现出不同于上文提到的一些传记片的特点，既不是给政治背书，也不需要商业上的成功。目的仅仅是附庸风雅。但附庸风雅在我的词典里永远是一个褒义词，一个人、一个共同体如果不附庸风雅，难道只有“咸于革命”或“先富起来”才行吗？
其实，追慕乡贤在中国到处都是，年轻时的我曾以为这是中国人可笑的自高自大，现在则认为，逝去的乡贤是一个地方共同体自有传统的体现，以一种精神性的力量凝聚着一个地区的传统、风俗、气质。我们常常有人呼吁地方自治，但地方自治的生长源头又在哪里？地方自治如何与大一统的历史传统以及政治现实不相龃龉？这部电影倒是透露出一个答案：
首先，地方自治不可能只是基于政治体制就能完成的，其生长点是文化，而对乡贤的追慕，也就是从文化上来区分不同地方的人。地域共同体也是想象的共同体，而产生这种区别的，既不是阶级，也不是贫富，更不是传说中的性格，归根到底还是地方共同体的传统，而这一传统就体现在对乡贤的追慕上（城邦的神灵）。所以，追慕乡贤就意味着用文化来保存小到一个村落，大到一个省的独特性，不至于让从个人到城市都在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变得趋同、庸俗、功利主义。
第二，更重要的，则是只有走向文雅，才会避免狭隘的地域歧视，解决地方自治与大一统的历史传统与政治现实紧绷的弦。一个贤人必然同时属于他出生的乡镇和他所在的省。追慕贤人的目的是彰显继承者的身份，但这种身份不是不变的。中国近代化以来，旧有的家国体制已经瓦解，中间又有过猛烈的传统批判运动，但直到今天，我们走在华夏的土地上，到处都能听到看到对乡贤的追慕。乡镇的人在县城里聚会，会攀比一下各自乡镇的贤人；县城的人到了省会，会攀比一下各自县市的贤人；而不同省的人遇见，则攀比的范围扩大到省。我们对自己身份的定位也就在这种不同格局的置换中时刻变动，以我为例，同属潍坊地区，当高密的朋友说他们有郑玄，我会说我们有王筠（底气略显不足？），而在济南时，我会大言不惭的把郑玄当做自己乡贤。在北京，我只会对别人说自己是山东人，山东好汉武二郎嘛。而把这一格局放大到国际，则是儒家之于中国，孔子则为乡贤。所以，这种地方共同体身份是变动的，同时又处在同样的大传统之中，又是以文雅而非武力或相互鄙视的方式实现的。
是故，《一代大儒孙诒让》实在是一部平庸之作，但却透露出一个以精明算计为标签的地方共同体以追慕乡贤的方式走向文雅、重塑传统、力图更加形象鲜明的凝聚本地区个性的努力。虽为囧片，可谓有神矣。
Ps：走向文雅这个词，是借自甘阳的一次演讲。讲的什么都忘了，那是去年夏天，我在寝室熬夜看片，听到隔壁十三哥寝室抑扬顿挫，就溜过去找酒喝。和他看了一会儿那个演讲，貌似是凤凰网的。别的没记住，文雅这个词记住了，因为这个词真挺文雅的，哈哈。谨以此影评想念一下好酒没见的十三哥。